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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绍
“至少在有一点上你是非常幸运的：你投胎在了一个相当和平的时代。这一点对于命运的影响，其重要性甚至可能超过你的家庭背景、你的高考成绩、你的专业背景。你的爸爸是不是富豪，可能只是影响你能不能随时去马尔代夫或者夏威夷度假，但是你到底是出生于1900年还是2000年，则可能直接影响着你会不会被饿死、能不能受到教育，甚至能不能长大，以及会不会被送到战场上去当炮灰。” 这一段话对于在和平年代生活的我们来说简直是醍醐灌顶，很多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其实背后是几百年的努力，很多达成的共识经过了几代人的试错。就拿民主制来说这都是最近百年诞生的产物。
现代社会中，你的身份是由你的职业定义的，而你的地位、见识、人脉更多的又是由你的职业所决定的，这种观念恰恰是资本主义带来的。“虽然资本主义在财富方面制造不平等，但在消除传统社会等级方面，它又恰恰是一种平等化的力量，因为它根据你为市场所提供的价值，而不是你的种姓、宗教来决定你的位置。”
摘录
第一章 全球视野
1. 政治比较的维度
衡量政治发展，应该是两个尺度，一个是衡量民主问责，一个是衡量国家能力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如果用一个比喻，或许可以说，国家能力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发动机，而民主问责则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方向盘。
2. 和平的“爆发”：一个黄金时代？
知识分子们想象过去的时候，似乎假定自己穿越时空回到过去，还会是衣食无忧的知识分子。其实，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结构，一个随机空降的人，更有可能成为农民、铁匠、马夫，换句话说，你“梦回唐朝”的话，不大可能成为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里的“一将”，更可能成为其中的“万骨”而已。
我很喜欢看一些穿越文学，例如在唐代生活会是怎样、在当代文人最钟意的宋朝生活会是怎样，无法否认的是穿越回去的你如果不是身份特殊的人，做为劳苦百姓，你的生活只会比现在差上千百倍。
3. 天下与我：国际格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
全球化是大海，国家则是海上航行的船只。对于个体而言，一个人到底坐在哪一条船上，当然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命运，但是无论他坐在哪条船上，海浪更是深深地影响着每一条船的沉浮。
很喜欢这个全球化形象的比喻。
在这个秩序的缔造者眼中，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就在自由主义的扩张当中，因为贸易自由了，他们就有更多钱可挣；政体同化了，意识形态的摩擦就会减少；观念传播了，社会交往自然更加丰富。所以，自由主义对于他们来说，既是理念，也是利益。
4. 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？全球化的经济后果
某种意义上，全球化就是构建一个“连通器”，它把世界各地之间的关卡都给撤掉了——撤掉之后，高处的水就哗哗流下来了，而低处的水则蹭蹭涨上去了。这一跌一涨，就出现了政治问题。哪怕各国生产率都提高，总体水位会上升，但是由于身处“连通器”的不同位置，也就是说初始位置不同，水位上升的幅度是大大不同的。
当年，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，但是事实却是，经过这一轮的“超级全球化”，无产者没有联合起来，全世界有产者倒是先联合起来了。
很多全球化的挑战，本质是发展的代价。很多人都知道熊彼特（Joseph Alois Schumpeter）的名言：资本主义的特点是“创造性毁灭”。当年发明电灯的时候，肯定也造成了一批蜡烛工人失业，但我们会因此放弃电灯吗？显然不会。
人工智能的研究不会因为发展的代价而被放弃。
5. 为什么瑞典也如此排外？全球化与文化反弹
西方文化越强势、越流行、越逼近家门口，文化本土主义者就越需要强化传统文化来与之对抗。
正是因为彼此文化、语言、宗教接近，才产生了深厚的社会信任，使得人们愿意交出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扶助那些穷困潦倒者，一旦社会“二元化”，人们不再把彼此看作兄弟姐妹，他们还愿不愿意交同样高的税收、进行同样程度的财富转移，就变成一个问号了。
只有一方意见的社会与双方意见分歧很大的社会一样，都是很难取得进步的。
第二章 政治转型
6. “历史终结论”的终结？（1）
如果把5000年文明史看作一天24小时的话，是最后这一个小时才出现了大规模疆域上的代议民主制及其扩散。可能因为民主的观念现在已经非常深入人心，我们很容易忘掉这个基本的事实：历史上的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时期，民主是一种人们闻所未闻的东西，就像人们对火车、汽车、宇宙飞船闻所未闻一样。
7. “历史终结论”的终结？（2）
韩国，从1948年建立第一共和国开始，韩国政治就进入了过山车模式，在民主、威权之间不断摇摆、动荡，第一共和国、第二共和国、第三共和国……40年里，一口气建立过六个共和国，但是，1988年这次转型之后，尽管韩国政治也是风波不断，但是它的政体形式却沉淀了下来。
在B站上看过很多韩国政坛的视频，确实也是一朵政治史上的一朵奇葩。
8. 法国往事：转型浪潮中的第一艘泰坦尼克号
人们放弃自由的时候从来不是因为热爱专制这种“恶”，而是因为人们在热爱自由的同时相信有更高的善值得追求，比如平等，比如正义，比如认同，比如面包，比如救亡，以至自由作为次要的善可以“暂时”被舍弃，从而换取那个更高的善。甚至这种“交换”可以被表述为：牺牲暂时的自由来获得长远的自由，牺牲形式的自由来获得实质的自由。这或许可以被称为政治当中的“善恶捆绑销售”原则。
遗憾的是，学习民主可能比学习自由要容易得多，因为前者是一种制度，而后者是一种习俗。制度改写易，移风易俗难，这种不对称或许正是为什么新兴民主常常掉入“不自由民主”的陷阱。在任何国家，当政治制度迅速变革，它都可能与既有的政治习俗脱节，只能停下来等待文化缓慢的变迁。遗憾的是，人类政治文明的变迁没有捷径，它必须穿过千千万万人的心灵。
民主制需要取得平衡，需要达成共识，需要依靠试错，进而比威权更需要更多时间。要想在短时间内实现180度转弯很可能会造成分裂，因此整个试错过程更像是一种艺术。
9. 埃及：从“阿拉伯之春”到“阿拉伯之冬”
在当代世界，人们倾向于直接把威权倒台等同于民主转型，把民众反叛等同于民主革命。这是一个常见的认知陷阱。当我们看到一个专制政府被推翻，我们往往直接假定之后会是民主崛起。但是，历史告诉我们，一个威权政府的倒台更普遍和常见的后果是另一个威权体制的建立，甚至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战乱的出现，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专制倒台之后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民主政体。
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专制倒台之后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民主政体，作者给出了详实的例子。
如果放眼全世界，五花八门的裂痕动员就更多了，什么黄衫军和红衫军的对立、亲俄派和亲欧派的对立、蓝营和绿营的对立、黑衣人和白衣人的对立……冲突太多，我感觉颜色都快不够用了。哪怕在欧美，我们都知道，也存在所谓留欧派和退欧派的对立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对立、反移民和支持移民的对立，等等等等。
在香港念书的时候了解到了所谓黄、蓝阵营的对垒，就算是进店吃饭都有“黄色经济圈”这样的说法，这种裂痕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深入人心。
10. 南非：转型何以软着陆？
不要小看这些象征性的行为，看似平淡无奇，放在一个国家领导人身上，就可能因为他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而具有乘数效应。也不要觉得一个领导人作作秀还不简单，事实是，作秀会为他赢得很多人心，也会让他失去很多人心。到今天，还有很多南非人批评曼德拉过于讨好白人了。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就批评曼德拉，说他“too saintly”。用今天很多人的话来说，就是太“圣母婊”了。
后来看德克勒克的访谈，特别感动的一点，是他谈到他和曼德拉的私人友谊。尽管在权力交接过程中两个人曾经发生很多摩擦，但是退休后，他们反而成了好朋友，经常互相拜访、聚餐，生日相互问候。但凡两个人中有一个心胸狭窄，怎么可能跨越如此深刻的历史恩怨，成就这种传奇般的友谊？
曼德拉、德克勒克这样的人，是真正的政治家，而不仅仅是政客或者官僚。他们头顶一堆盘子，脚踩滑轮，小心翼翼地去穿越一条细细的钢丝。当然，转型的软着陆不可能只靠政治家，它需要所有重要的政治力量保持宽容和耐心。有一句话我印象深刻，我想它是对的，它说：自由从不降临于人类，人类必须上升至其高度。”
11. 印度：民主为什么“不管用”？（1）
假设一个学校非常开明，让学生们自己决定，午餐食堂应该提供什么，这是民主对不对？这当然体现了对学生的尊重，但是，如果学生们商量来商量去，决定每天午餐就吃薯条、炸鸡和可乐，最后学生们都吃成了不健康的大胖子，那么，民主当然“不管用”了。
以后和朋友谈到抽象的民主就用这个做比喻。
每次听到人们大义凛然地批判新自由主义，我都觉得非常吃惊，因为中国和印度，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制度不同、文化不同，但都通过自由化改革使数亿人摆脱贫穷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技术上固然有种种可以改善之处，但是总体而言，这场改革的正面效应难以辩驳。
使数亿中国人摆脱贫穷的是自由化改革
我们知道，圣诞老人并不真的存在，一个圣诞老人的口袋里藏着什么，取决于千千万万个父母在圣诞节之前花费了多少心思。所以，不管是什么制度，种瓜得瓜、种豆得豆，是永恒的道理。民主没有那么神奇，甚至，它也不应该那么神奇，因为如果有一个制度按钮按下去可以一劳永逸，那真是对人性之复杂以及复杂之美的蔑视。
12. 印度：民主为什么“不管用”？（2）
在当代印度，种姓歧视的主导者已经是社会，而非政府。当然，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肯定也还有选择性的歧视，但是，至少这种做法是无法可依的。
算是对印度社会的一点了解。
法律是法律，习俗是习俗。习俗甚至比法律更难改变，因为当压迫来自政府时，民众可以聚集到政府门口，去抗议示威，去推动立法改革，但是，当这种压迫来自几百万、几千万甚至几亿分散的人群时，你向谁去抗议？你不可能到几千万个家庭门口、挨家挨户去敲门抗议对不对？所以，当制度的发展超前于文化，文化必然会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去把规则悄悄地扭曲为潜规则。
什么是“理性逻辑”？谁能干、谁清廉，我选谁，这就是理性逻辑。什么是“认同逻辑”？只要是“我们的人”，管他好不好呢，不好也好；只要是“他们的人”，管他坏不坏呢，不坏也坏，这就是“认同逻辑”。
一旦“认同逻辑”碾压“理性逻辑”,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。
13. 伊拉克：铁腕强人是救星？
我想起一个苏联笑话，它说：未来如何确定无疑，但是过去怎样，却难以预测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未来早就写进了政治纲领，它不容置疑，但是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却不好说了，因为人们不仅仅是在回忆过去，而且往往也根据当下的政治需要去想象过去。
“根据当下的政治需要去想象过去”
伊拉克在萨达姆时代并不存在很多人想象中的欣欣向荣、国泰民安。自萨达姆正式上台以来，伊拉克人从一场战争走向另一场战争、一个冲突走向另一个冲突，生活在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中。
遗憾的是，不是所有的铁腕人物都是李光耀。事实上，每一个李光耀可能都对应着一个或甚至多个萨达姆。
第三章 国家建构
14. 什么是国家？从墨西哥的毒贩集团说起
在比较政治学界，关于什么是国家，更广为传播的说法不是马克思的定义，而是另一个思想家马克斯·韦伯的说法。他怎么定义国家呢？他说，国家是什么？国家是特定疆域内合法地垄断暴力的机构。
这一章开始讲国家建构，第一次了解到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政治学。
国的繁体字（國），周边是一个框，即一个清晰的边界，中间的“戈”，也就是武器，守卫着口，也就是“人口”。看来，当韦伯将国家定义为“特定疆域内暴力垄断的机构”时，这位伟大的学者与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人，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。
15. 为什么要“重新带回国家”？比较政治学的轮回
学者曼瑟尔·奥尔森（Mancur Olson）曾经有一个说法来形容这个变化，叫作“流寇变坐寇”，roving bandits变stationary bandits。什么意思呢？简单来说，以前可能有10伙、20伙匪徒轮流来打劫你，现在只剩下一伙了。一伙匪徒虽然也很危险，但是如果这一伙匪徒明确了自己对这块领地的所有权，他们就有部分的动力去保护这块领土、发展这块领地，毕竟，你把鸡都给杀了，就再也捡不到鸡蛋了。
“流寇变坐寇”
18. 美国：国家建构的另类道路（1）
美国这个国家的英文全称是United States of America。其中，State这个词是加了s的，是个复数，美国是States，而不是State。理解了这个s，是理解美国人的“国家观”一把最关键的钥匙。
19. 美国：国家建构的另类道路（2）
1910年煤矿局的成立，1912年儿童局的成立，以及之后更多相关立法的诞生，都与之相关。所以说，这个世界上，比悲惨更可怕的，是不为人知的悲惨。一旦有了信息的开放和流通，社会就有了推动变化的杠杆。
一旦有了信息的开放和流通，社会就有了推动变化的杠杆，在微博诞生之初对于这个平台还是抱有这样的期许。
国家在成长，但是对于社会、市场和个体而言，它仍然是配角。我们常常把“治理”等同于“政府”，认为governance就是government，但是governance也可以来自社会本身。当一个社会不断涌现盖茨和马斯克，成就爱因斯坦和费曼，培育硅谷、好莱坞或者百老汇，其国家能力，从根本而言，是民间活力和个体创造性的溢出效应而已。这或许不是国家能力提升的唯一道路，未必能够被其他国家复制，甚至未必会被美国人自己的后代继承，但是，国强不必民弱，甚至民强国可更强，这一可能性的存在，还是鼓舞人心。
20. 国家建构的瓶颈：阿富汗的悲剧
原教旨主义的“伊斯兰法”必须成为国土上唯一和最高的法，而人类所能制定的法——不管是国王制定的还是所谓民主议会制定的，只能臣服于“伊斯兰法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如何接受与政治世俗派分享权力？纯粹的权力之争或者利益之争可以讨价还价，但是你死我活的观念之争却没有商量的余地。
第四章 政治文化
21. 韩国电影中的革命：观念的水位与制度的变迁
观念这个东西看不见、摸不着，但它是我们诠释世界的“翻译软件”系统。要理解这个“翻译软件”的重要性，我举两个例子。比如，自发的买卖行为，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，叫“市场交换”，但是在极左观念下叫什么？“投机倒把”。明明是同一件事，在两个观念体系里，听上去会成为道义上截然相反的事情。又比如，一个私营企业家投资挣钱了，在自由市场的观念下叫“投资盈利”，但是在左翼的观念下叫什么？叫作“剥削剩余价值”。仍然是同一件事，被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诠释成了褒贬相反的事情。这就是观念的力量——它是我们吸收信息的“意义加工软件”。
企业家经过“翻译软件”成为了“人人喊打”的资本家。
这些电影在韩国会如此受欢迎，因为这个抗争过程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，成为“韩国精神”的一部分。这种几代人添砖加瓦构建出来的民主，和那种短平快的转型是不同的。比如阿拉伯之春，之前阿拉伯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运动，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，表面上看埃及、也门、利比亚很快在一两年内就举行了选举，然而，来得快的胜利往往去得也快，没有观念的广泛变迁作为转型的基础，制度即使变迁也可能很快倒退。
没有观念的广泛变迁作为转型的基础，制度即使变迁也可能很快倒退。
22. 何为民主文化？泰国困局
真正支撑民主运转的，未必是无节制的参与精神，而更可能是一种有限度的参与意识。关于这一点，政治文化学者阿尔蒙德（Gabriel A. Almond）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说得很透彻了。他在《公民文化》这本书中，比较了五个国家的政治观念。虽然书中关于实证材料的部分已经过时了，但是他的基本结论，今天来看，却是历久弥新。什么是“民主文化”？我们通常认为，越热衷于政治参与的文化就越是民主文化，但这本书认为，实际上，真正的民主文化，恰恰是参与精神、服从意识以及政治冷淡这三种东西之间的混合体。换句话说，民主文化未必是一种纯粹的“参与文化”，而是一种“混合文化”。
真正支撑民主运转的更可能是一种有限度的参与意识。
几千个人的血洒政府门前了，还怎么妥协？任何妥协都会被视为背叛，越极端越被视为英雄主义。于是，运动只能进不能退，泰国的政治温度越升越高，最后，军队的出动成为局势唯一的冷却剂。
这本书里很多地方对泰国政治的理解有些狭隘了。
23. 恶真的平庸吗？暴民考古学
很大程度上，这正是邪恶政治的秘密。它把邪恶切成一小份一小份，小到每一份邪恶的实施者完全感受不到邪恶的分量，他们只是恪尽职守，把面前这一块画板画好，但是，当所有的画板都画好，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拼图时，一个极其恐怖的画面却出现了。这也是为什么艾希曼觉得特别冤。
警示了网络上匿名发言的暴民。
24. 文明的冲突：一个过时的预言？（1）
亨廷顿的“文明冲突论”，我认为，在两点上是对的：第一，在特定的历史时刻，政治文化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。即使这种差异可能是特定政治制度、历史条件、经济水平等因素的产物，而不是什么亘古不变的“民族性”或者“宗教特征”，但是，作为一个因变量存在的它，也可能作为一个自变量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的稳定性。第二，在一个全球化加速的时代，文化差异可能带来激烈的冲突。哪怕我们都认为A和B都重要，但是，当你相信A比B重要，而我相信B比A重要，你我在一起生活，就可能出现各种摩擦。事实上，相互遭遇不但可能呈现矛盾，还可能造成观念的两极化。当代世界各国，无论东西，都出现了保守主义的复兴，就是这种两极化的一个表现。即使这种保守主义的复兴，只是文化演进大方向中的旋涡，由于不同文明演进的速度不同，文明冲突的风险仍然有可能不断增加。
保守主义抬头、新冠疫情肆虐，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文明冲突更加让人难以预测。
25. 文明的冲突：一个过时的预言？（2）
当保守派走向进步，进步派早已绝尘而去，更加进步了，两者之间的相对距离还是在那里，甚至在拉大。
27. 委内瑞拉：如何毁掉一个国家？
因为当经济极度短缺，而政府控制了有限供给，资源分配就成了政府控制民众的武器。
28. 新镀金时代？不平等的幽灵（1）
大家可能听说过凯恩斯的一个观点，叫作“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趋势”。根据这个观点，越穷的人边际消费倾向越强。同样是1000块钱，交给富人，他们可能根本注意不到，1000块不过是存款数额尽头一个难以察觉的数字，但是交给穷人，他可能立刻拿去买必要的生活用品了，因为富人不需要10部车、20个电脑，多半一年不会滑30次雪，但是对于穷人，他的一切需求都是刚需，所以他的钱会更快地回到经济循环当中去。
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趋势
30. 政治的可能与不可能
真正的政治变革不可能仅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动，它必须同时自下而上地生长。在人们学会宽容、学会耐心、学会同情性理解、学会从各种集体主义的轮椅中站起来迈出个体的步伐之前，没有什么政治可以成为改造生活的魔法棒。
我将这条摘录作为正篇文章的结尾。